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學者的文章，我們不難發現，人們通常把中國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項目視為“一帶一路”項目，把開展這些項目的企業視為“一帶一路”企業。這種簡單的回答是不妥當的，甚至是存在大問題的。

因為，這種僅以地域為范圍來界定“一帶一路”項目和企業既不符合“一帶一路”官方文件的要求，更不利于“一帶一路”的可持續發展：（1）地域范圍是在不斷擴展中，從初期的沿線國家，到相關國家，再到世界各國，地域作為標準已經失去了判斷的意義；（2）僅以通常的貿易和投資項目為內容，這就與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提出之前的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沒有本質區別（實際上，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與參加“一帶一路”建設是存在本質上的不同。），無法體現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原則和要求；（3）中國政府頒布的若干“一帶一路”文件已經向中國企業提出了具體的要求，但這些要求并未受到企業界人士和專家學者的普遍關注和重視，因而未成為中國企業參加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規范和指導。

依筆者看來，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三個步驟：首先是從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官方文件中歸納總結出其對中國企業的新要求；二是依據這些新要求制定出中國企業參加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規范和規則；三是依據這些規范和規則設計出指標體系，用該指標體系對具體項目和企業進行評估，最后回答“什么樣的項目和企業才能算是‘一帶一路’的”這個問題。

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對中國企業的新要求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堅持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”原則，與世界各國的企業、政府、社會組織等機構開展交流與合作，以實現共同發展；（2）在政策溝通中要發揮支持和協助作用，在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建設過程中要發揮其主體作用，在民心相通建設中要發揮主體、支持和協助的多重作用；（3）在企業層面探索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。

由此可以認為，共同發展、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是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賦予中國企業的三重使命。這三重使命界定了中國企業參加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的規范和規則。也就是說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項目如果對共同發展、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有所貢獻，那么這些項目就是“一帶一路”項目，從事這些項目的企業就是“一帶一路”企業。否則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項目就是一般性的投資項目，并不具有“一帶一路”屬性和含量。

那如何衡量對外投資項目是否對共同發展、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有所貢獻及貢獻大小呢？邏輯上講，可以從動機、行為和效果三個方面進行衡量。在此，筆者僅從行為方面提出思路和方法。

共同發展需要以國際合作行為為主導。共同發展主要是指企業與其市場利益相關者（包括股東、雇員、供應商、分銷商等），尤其是合作伙伴之間的共同發展。單個企業獨立特行是難以實現共同發展的，多家企業之間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才有可能實現共同發展。

從參與合作的主體來看，中國企業的合作伙伴關系有以下三個層次：一是中國企業之間的合作，這在許多對外投資項目中已有體現。二是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或第三國企業之間的雙邊合作，這也有少量的案例。三是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和第三國企業之間的多邊合作，這類案例罕見。

民心相通是“五通”的社會基礎，中國企業有資源和能力發揮其重要的作用。民心相通是企業與其非市場利益相關者（社區民眾、非政府組織、媒體、政府、政黨等）之間的民心相通。雖然官方文件在民心相通部分并沒有提及企業，但依經驗來看，企業最有資源和能力與社會組織、大學、醫療機構和智庫開展合作，為民心相通做出貢獻。如果忽視或不重視企業的民心相通作用，那么民心相通將難以實現和可持續。

企業促進民心相通的主要行為有：一是開展國際公共關系活動；二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；三是合作開展企業公共外交。這三類行為的成效就是對民心相通的貢獻。

對企業而言，全球治理主要是全球經濟治理。其中標準國際化是企業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行為方式。標準國際化有三個層次：一是國際標準采用，中國企業把國際標準作為自身的標準，這是非常普遍的。但這不應限于技術標準，還應該包括管理標準。例如《合規管理體系–指南》[ISO 19600:2014(E)]。二是標準聯通，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《標準聯通“一帶一路”行動計劃（2015—2017）》和《標準聯通共建“一帶一路”行動計劃（2018-2020年）》，中國企業理應做好標準聯通工作。三是國際標準化，中國企業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只占全部國際標準總數的0.5%，這需要中國企業把國際標準化列入戰略性議程中，積極參加各類國際標準組織的活動，派員擔任職務，承擔工作組秘書處工作，提出新的國際標準并爭取頒布實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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